2016年6月12日，我院“暗房”报告厅举行了许平教授“同济大学顾问教授”授证仪式，同济大学副校长吕培明向许平颁发了证书，并为其佩戴同济大学校徽。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娄永琪代表全院师生向许平表达了热烈的欢迎和真诚的期待。授证仪式完毕，许平教授做了一场题为“全球化语境下的设计教育「有效供给」”的学术报告，高屋建瓴，立意深远，案例翔实，颇有启发。小编将现场视频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全球化语境中的设计教育“有效供给”（上篇）

许平

为什么谈“全球化语境中的设计教育‘有效供给’”这个主题？

一、老画家作品引起对供给侧改革的思考

前不久，在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馆韦启美先生的画展上，有一件作品，让我产生联想感到震动。这件看起来非常普通的漫画，叫《多射者奖》。一个射手喜滋滋地手捧奖杯。落箭缤纷，但是没有一支射在靶心。靶心中间写着“生产需要”，一下子就让我联想起当下热词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供给侧改革”。

老画家30多年以前，考虑的问题和我们今天“供给侧改革”的战略目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作品虽然很简单，但体现出艺术思维对于社会生活的高度敏感。作品里面的担忧，对于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个现实的提醒。这种不讲实效的“多射者奖”思维方式在生活中蔓延，所以需要推动对社会供需正本清源的结构性改革。

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触及到我们的一种社会文化，我们的一种习惯性思维，如同漫画所讽刺的“多射者奖”，那种好大喜功、不追求实际的工作效果，只满足于表面的发展。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而且用这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来对我们的经济文化到社会的各方面都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供给侧改革不是简单的减免税去产能，而是重新理解发展的时代本质，强调社会产品供给的内在品质与调控机制领先的极端重要性。“有效供给”应当成为设计教育“正本清源”的思考。

二、中国每年有200万人在高校里学习设计

跟踪调查数据表明，到2012年为止，我们国家开设设计专业的院校达到了1900所，2013年这个数据略有下滑，达到了1897所；每年招收的学生从20多万开始，一路攀升，到2012年达到一个巅峰状态，是59万，同样在2013年略有下降，达到了55万多。估计这个数字在近期之内可能还会维持在这个高点。

剑桥大学在2009年根据世界各国的设计产业发展的情况，做出各个国家设计竞争力排行榜，从40多个国家里面，选了20多个国家进行各种指数的比较，指数中有一项是“设计投入”，简单的以每年投入人数来计算。这个指数可以反映这些国家每年投放到市场的设计专业人数规模。与我国的调研比较可以看出，全世界设计教育最发达的前十个国家里面，前四位的，第一个是美国，每年毕业的人数为三万八千多人；排在第二的是韩国，三万六千多人；第三位日本，两万八千多人；第四位英国，一万六千多人。

但中国是多少呢？一年50万人，50万人。这样一来，每年有200万人在高校里面学习设计。漫画所讽刺的，是不是就包含着我们在内呢？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给予这200万年轻人合格的设计教育？我们对设计教育到底在追寻些什么？在研究些什么？在奉献些什么？ 

三、设计学作为一级学科

1、“设计丰收”是个非常具有想象力、定位独特、指向未来、有意思的教学实验

我和娄院长去了上海崇明岛了解新农业生态，路上一直在讨论设计教育的定位、内涵等问题。在此之前，我是了解“设计丰收”这个项目的，但是身临现场我仍颇受触动。这是个非常具有想象力，有着独特的定位，而且是指向未来的非常有意思的教学实验。我把它解释为城市和乡村如何共存的问题。他研究的是全世界都研究都问题，在当下发展浪潮里面，城市和乡村如何连成一个真正的命运共同体、真正的互补互动、互构的共同体，这里有很多很多课题需要去做。崇明岛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个案，但是做得非常具有战略的眼光，非常具有想象力。

它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创新教育机制的尝试，一个就是地域性发展能力的培养；再一个是自育性成长机会的发现，就是给乡村一个自己能够成长，自己能够去找到新的发展机会，但这个机会是需要培育的；另外一个就是可持续的创新市场的形成。

2、《设计，在人人设计的时代》中文版让人喜出望外

非常高兴的是，在路上拿到了由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翻译并出版的《设计，在人人设计的时代》这本书，真是喜出望外的收获。意大利的设计师埃佐·曼奇尼写的这本书，新鲜出炉，还有点温度。其实拿到书以后，像碰到一个老朋友一样兴奋，书中从头到尾考虑的问题，恰好都是我们在思考中国设计教育时涉及的问题，其中有一些写的非常好，比如“一个世纪以来，设计师被自己和他人仅仅视作为设计领域内的在职人员和管理者。今天，他们发现这是一个人人都在进行设计的世界。而且，他们的任务日趋成为利用自己的行动去帮助各种社会参与者更好地进行设计。这种转变要求他们进入有别于以往的新角色。这意味着，为了适应新的需求，设计专家们必须重新设计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工作方式。”这段话拿来解释设计的有效供给问题，几乎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立意高远的解释。

3、设计作为一个成熟的一级学科，它必须得有自己的思想、价值观、学术范畴

学科组一直在讨论设计教育学科到底何以生存，它已经被国家学位办承认为一级学科了。要和我们历史上所有成熟的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相比，它到底要提供一种什么样的知识、思路、学术价值，以支撑起一门学科来？如果我们的设计只能是画画糖纸，画画电视机壳，如果仅仅只能做一两个装修方案的话，这是不需要放在一级学科层面上进行学科建设的，不需要设博士点的，因为那个中端就能解决了。

作为一个成熟的一级学科，它必须得有自己的思想、价值观、学术范畴，那么这个学术范畴里面就需要我们用新的观念、方法来思考设计存在的价值，上述Ezio这段话里面，几乎是把我们的这个思想都反应出来了。

今天的设计已经不再是原来那种神秘的设计了，随着日新月异的IT技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随着app的普及，任何人手上有一个软件，他就能进行设计。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进入了一个人人都在设计的时代的话，还需要我们设计专家做什么？设计专家需要去补充什么样的新的知识、新的能力？他如何才能利用自己的行动去帮助各种社会参与者更好的进行设计？ 

在崇明岛的案例里面我看到我们的设计师，我们设计专业的高端研究人才，走出了学校，来到崇明岛的乡村，帮助了当时交通尚不发达的乡村，在进行他们自己的市场培育的训练，在进行可持续的再生产能力，再发展能力的定位和咨询，以及帮助城市和乡村建立非常融洽的共处关系。所有这些，尽管我们不能说这个模式有多成熟，但是我们在里面它所包含的价值，在这里已经显示出来了。

今天的设计可能需要比以往更加开阔的眼光去看待今天所面临的设计问题、社会创新问题。尤其是像当社会创新正在把我们更多的社会资源从原来单纯的商业设计、市场创新转向一个开放的社会资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需要了解很多我们以往不熟悉、不关注的、或者完全没有介入的这些领域，这些领域里面包含着丰富的设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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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穆罕默德·尤努斯全球首创

对贫苦农户小额信贷实验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给予了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乡村银行）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以表彰他在全球首创的对贫苦农户小额信贷实验中所作的贡献。穆罕默德·尤努斯做事的思路和方法，是设计师应当去关注去学习的一个案例。

这个是一个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贫困地区的银行家，但他不是设计师，而是在美国留过学的经济学博士。70年代他完成了美国的学业回到孟加拉，在孟加拉的吉大港大学教经济学。当时孟加拉国非常的糟糕，经济落后，自然灾害刚刚过去，民不聊生。他发现在教室里面聊经济学原理跟孟加拉的经济完全对不上号。可能有一段时期我们教经济学的教师有类似的感受，我们在学校里面学的所谓经典理论，放在现实中苍白无力。

他学校附近的一个乡村，有用当地材料制作竹凳的贫苦农妇，尽管有手艺，但是没有资金，她们只好借高利贷，农妇如果手里有自己的钱的话，她的收入就可以增加6-10倍。穆罕默德·尤努斯当时让学生们在村庄里面进行人类学调查，发现村庄里大概还有42名农妇有共同的处境，她们一共借了大概27美元的，约定好不要利息，但是说好，农妇们拿钱去买材料做东西，拿到市场去卖，卖了钱以后，马上把这钱还给尤努斯。他也是测试一下，这些贫苦的人没有契约、没有签字、没有画押，口头约定对他们管不管用。结果没有想到，几天之内这些农妇全部按照当初的约定，把这些凳子拿到市场卖了以后，首先把借他的钱还了，剩余的钱再去继续发展。

他从中发现了几个原理，一个是银行基本定律——你有钱它才会借给你钱，你越有钱，它就追着你要借钱给你；你越没有钱的，它就越不会借钱给你，它要求你抵押等诸多条件，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企业、所谓风险企业。尤其需要资助的设计师的企业，往往得不到真正有利保障的原因。

另一个原理是，越是贫困的人，手上的资源越是有限，信任这个资源对他们来说就越发重要，他们会用全部的智慧和勇气去坚守自己的信誉，所以会严格按照契约，这一点和银行里也是相反的：他们认为没有抵押就不能构成信任的，所以这两条就足以他去颠覆现在银行贷款的条律，然后他就做了自己的小额贷款的银行业务。

从1976年开始他在全孟加拉4万多个银行里面建立了1200多个乡村银行的分行，最终是1983年孟加拉政府批准尤努斯创办了专门为穷人贷款的“格莱珉银行”，向孟加拉国7.3万个村庄近700万人发放贷款。所以这个项目可想而知非常的大，业务也做的非常大，银行大楼也竖起来了。他在孟加拉国的声望也非常的高，一度传闻他要竞选总统，但是后来好像金融界对他的做法非常抵制。这就是今天全世界非常非常流行的小额贷款业务，从他这里开始。

重点是他真的是一个社会创新的专家，他的目标和方向不仅仅是解决贫困的问题，而是要通过卓有成效的互助机制的尝试。企业创新的尝试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自尊和文化自立的问题。他另外还立了一个宪法，这个宪法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他还创造了一种“社会发展宪法的16项决定”，有点像我们以前做的中央的政策一样，但是他是由银行来决定的。这个政策看了以后非常的令人感动。

第一条是“在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都需要遵守并促进格莱珉的四项原则——纪律，团结，勇气和苦干”。一看这个内容，他已经远远超出来银行贷款业务，在进行一种对底层民众进行重新组织起来，唤起他们文化自尊的努力。接下来是——

“我们要使我们的家庭繁荣”、“我们不要住破房子，我们要修缮我们的房屋，并努力工作争取尽早建造新房子”、“我们要一年四季种菜，我们要多吃青菜，把剩余的卖掉”、“我们要在种植季节尽可能地多种植秧苗”、“我们要做好家庭计划，保持小家庭，我们要尽量节省开支，我们要照料好自己的健康”、“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一定要教会他们挣钱谋生，要为他们付学费”、“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孩子干净，环境清洁”、“我们要修造并使用厕所”、“我们要饮用从管井中打出的水……”就是不喝有污染的水，这是在做社会的文明的启蒙教育。

他就用这个方法、这样的方式把整个孟加拉国的贫困农村组织起来，然后变成一个很有竞争力的队伍。他们做的企业创新也很有特点，当时孟加拉国没有固定电话网，他的银行就出资新建来电信公司，然后一个电话公司。电话公司就来经营这个电信公司的线路，也就是说电话公司所有通话的段买下来，把通话时间分租给农村的妇女们。乡村没有电话网，他就靠手机，电话找谁，他就拿着手机跑到村庄里面（因为就在附近，不太远），就送上门去服务，这样就解决了乡村的电话问题，政府也节省来一大批基础建设的费用，一些经济的信息及时地传递到乡村，这就变成孟加拉乡村里面一支非常活跃的电话通信力量，用他们的方式解决了他们的通信现代化的问题。这个就引起来全球著名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家斯图尔特·哈特的注意，他在《十字路口的资本主义》一书里面就用了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启发我们：今天社会里面真正需要去解决的问题非常的多，然后需要有一批有想象能力的、有创新能力的引路人去探讨这样的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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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印度设计师设计的乡村医疗系统

这个故事比较接近设计行业，在2013年底，我在维也纳应用技术大学，就是娄院长在那里做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学校，参加维克多·帕帕奈克基金会办的一个设计批评研讨会，在会上认识了这样一个印度设计师，他做了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社会创新的例子。

他自己是在英国学的系统设计的理论，学的是大数据，在丹麦政府的大数据中心，做大数据使用的设计。但他觉得这个工作挺无聊的，大数据现在特别时髦，但他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

他用了一只钟在印度的乡村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案例。他发现他所在印度的乡村，医疗的设施非常缺乏，通常是一个医疗点附近要对2000多个当地居民，一个医生同时要对800多个当地的居民，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实，而且这些村庄的交通也很不方便，来来回回要费掉大半天到村落中心，到医院里面看个病就回去，效率非常低。

他们的经济情况就很有限，设计师就把钟做了简单的一个内芯功能的改造，做成可接受、可发射基本的信号。他把钟面设计成为三种模式，一种是绿色、一种是橙色、一种是红色，然后他就让这些居民特别是老年人，每天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做几个简单的测试，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发一个绿色；如果是小问题的话，就发一个橙色；如果严重的话就发一个红色。这样让这些人常年和中心医院保持一个最基本的健康信息的交流。

等到确实是到了红色信号，需要看病来，他们再到医院里来预约看医生等等。建立了一个简单但非常有效的乡村医疗的系统，这就是一个设计师可以提供的社会创新的能力。也是我们所说的设计之所以能够应用于社会，应用于我们现在还未知的、需要去创新的案例里面，也是一个比较生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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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针对北京170万地下居住者设计的

地下室改造案例

前几年的案例，一堆年轻人对北京的地下室进行改造，设计师是中央美院一个学平面的同学周子书。他的设计的目标是针对北京市170万地下居住的人群，重建北京改革的社会资本，听起来像个社会学的命题，但是他实际上做的事情呢，跟普通的地下室居住人群的状态，以及人际基本信任的状态有关的，他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住房空间改造的问题，牵扯到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非常核心的障碍：缺乏信任机制。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他觉可以用设计的方法来重建、重构保障设计发展的社会资本。

他本来在国内读的平面设计专业，后来在英国的圣马丁学的是“叙事空间”，这也是个小小的细节，也是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的教育面对的什么情况呢，我们今天所用的所有专业的概念其实都已经属于一个过去式的概念来。就是我们习惯于在这样一个概念下思考，去钻研我们的行为逻辑的时候，无形之中我们是在过去的逻辑的思考，这并不适合今天的需要。

所以他们这种学科概念的设定，是从问题角度出手的，所以他把专业的方向定位为叙事空间，在国内找不到这样专业的名称，这个是圣马丁、也是英国设计教学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在我们创意产业八字没一撇的时候，他们在学校里面已经有创意产业这个专业了。我们感觉创意产业本身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本身不是一个小孩子能学的专业，但他们已经把它作为一个专业，然后开始有一批年轻人开始琢磨新的可能性。

这个叙事空间也是这样，他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空间和城市发展。问题的背景是：工业革命以来的都市化进程致使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房屋短缺和新的贫困状态。而这两者都迫使人们开创性地使用都市的空间。从维多利亚时代的曼彻斯特的住人酒窖，到当代纽约的地下鼠族。只有大都会的地下空间能够为那些新来的移民提供一个临时的栖息之地。

在北京，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地下空间以一种半合法的状态存在，就是地下人防工事，这种人防工事花了很大的财力，后来暂时无战事，他得找个方式去使用，所以就交给了这些二包，这些包租户。他们把房子租给什么人呢，就是在北京打工的青年的农民工，然后就形成了二包、三包、有的时候四包，当初一个平米租出去的时候大概4-5块钱一个平方，转到实际住户的时候，一个平方已经要6-7块钱，11-17块钱，甚至于30块钱，就是这个房租变得非常不合理。现在北京大概有170万左右移民住在地下，是北京市政府非常头疼的事情，既充满了健康的隐患，也充满了不安定的因素，但是没办法撤。

他们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介入这个问题，看起来这个复杂的关系和设计专业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他们认为解决问题的线索在于：在这些地下室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和矛盾，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核心的一个障碍。而且其中缺乏一种可用商业关系谋求解决方法的可持续的战略和模型，使得这个问题一直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面，相互缠绕着走不出来，走不出这个困境。这个发现为设计团队打开了思路，他们致力于研究并制定出一个社会创新的战略来应对这些矛盾。

他们就选择北京望京的一个居民楼人防工事作为对象，用了两年的时间对这些地下室的住户们进行调研，他们做了很多听起来冒傻气的一些事情，但是最后看出来的效果非常能说明问题。他们称之为调试板。试图重建地上居民和地下居民之间的一种人际间的信任关系，经过一番努力后，慢慢发现彼此之间是可以沟通、可以对话的。

另一件事情是局部地改造地下居住环境。他们发现地下平面错综复杂、非常阴暗晦涩，进去以后非常不舒服。但是他们在想地下空间其实和地上空间是一样的，楼上有楼层，地下为什么不能有楼层呢？他们就把地下的一进二进三进设计成楼层，变成一楼二楼三楼，然后把每一层楼用不同的色彩去区别一下，做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原来地下空间的色彩环境。他们很高兴地发现有一个住户把多余的一桶漆拿去了，为什么呢，他把自己家的室内也刷了一遍，这是很好的一个现象。说明我们做了这些努力他们认可了，他们认为这是有意思的。

他们在住户之间搜集了300多份问卷，人们出了很多很多点子，其中有他们做的实验。比如做地下电影厅，住户发现，如果是地下电影厅的话，一个星期的收入可以相当于他们原来六个月的收入。他们就发现原来这个是有办法解决的，这样的话，这个项目就慢慢的带活了。后来就慢慢的有一些住户开始把一些空间有意地拿出来，把这些空间改造成了多功能使用空间，把原来的住户呢，用一种收入补贴的办法，就是说我请你住到地上去，我把这个地方拿出来，再做重新的开发，这样的话地上和地下居民的利益，大家可以互补，形成共同体的方式。这样地下空间的使用也改变了，而且面貌也改变了。

这样的话，通过一系列的过程证实了前期判断的价值，成为一个社会热点。北京市政府、万科这样的房地产公司都来找他们合作。现在他们进入了社区，进一步做社区资源的整合和开发，这是一个延续了三年多的项目，由我们年轻的设计师们去组织的。这个案例说明我们现有的设计教育也好，我们的学科配置也好，面临着大量的需要去调整、需要去重新定位的内容。这个世界需要社会创新的形式和内涵远远超出了想象。这就是我们考虑我们的设计教育怎么样去适应这样的形式来进行新的教育尝试的依据和理由。